我们必须关注欧洲——后西方、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轮廓正在这片大陆成形。
泰晤士河畔有家名为”道格特”的酒吧格外扎眼。多数人觉得它碍眼（虽然内部装潢不错），但每当我经过黑衣修士桥瞥见它时，总会涌起暖意。
2017年夏天，正是在这家酒吧，当时已从记者转任澳大利亚驻英高级专员署官僚的我，与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恩师迈克尔·斯塔奇伯里把酒叙旧。这位后来成为该报总编的前辈告诉我，报社紧缩开支刚关闭了伦敦分社，但无人报道欧洲局势实属遗憾：英国脱欧白热化，特朗普1.0版搅动全球，魅力新星马克龙正在法国政坛掀起波澜。
“我们无力从澳洲派驻记者，需要物色既熟悉欧洲又保持澳洲联系的人选，最好还了解《金融评论》的调性。”他问道，”有合适人选推荐吗？”
当然有。
一年后，我以欧洲特派记者身份投入工作，记录这片大陆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地缘政治变局。英国脱欧将其抛入失锚时代，政治生态陷入混乱；俄乌战争重塑欧洲安全认知，经济重创下民粹主义暗流涌动；特朗普主义正系统性拆解跨大西洋合作基石，战后国际秩序摇摇欲坠。
在柏林这座露天历史博物馆里，我常思考：当欧洲被迫跃入新时代，为何总要向历史索求答案？虽然右翼民粹势力在欧洲多国得势，但2020年代的欧洲绝非1920年代德国的翻版——教育普及率更高，社会暴力更少，民主根基更深。移民议题虽成政治焦点，却难演变为全面法西斯的温床。
面对俄罗斯，欧洲陷入战略困境：既无力单独对抗这个核武邻邦，又难承受军费激增带来的福利削减。马克龙倡导的”战略自主”与英国自诩的”跨大西洋桥梁”角色，在特朗普可能对俄妥协的阴影下显得尤为脆弱。欧盟试图协调成员国立场，却常被各国私利掣肘。
当前欧洲正滑向后北约时代，债务高企的各国政府必须在社会福利与国防开支间艰难平衡。若普京不犯致命错误，大西洋联盟可能在未来数月出现决定性裂痕。这片大陆正在书写的历史，将定义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