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五万“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倾诉: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更糟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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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小组里的五万种忧虑 作者:蔡家欣 编辑:王珊护工正在照顾一位患有阿尔兹海。。。
            原标题:“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小组里的五万种忧虑

作者:蔡家欣

编辑:王珊

澳大利亚 - 五万“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倾诉: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更糟 | 澳洲唐人街

护工正在照顾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老人的孩子是独生子女。图/CFP

摘要:早在十年前,社科院专家估计,我国独生子女的总量已经达到1.45亿左右。家庭结构的单一,意味着功能的脆弱。经济供给、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都成为独生子女在赡养父母时,面临的压力。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迈入中高龄老人的行列,1980、1990年代出生,曾经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到了要供养父母的时候。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五万个独生子女分享着那些焦虑、无助、痛苦、甚至愤恨。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更糟

日暮时分,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合肥某小区楼下。熄了火,武安没有下来,一个人躲在里面。工作一天之后,这是她格外珍惜的十五分钟,只属于她一个人。车窗外,天色渐暗,不知何时,灯都亮起来了。望向属于家的那扇窗户,她没有勇气上去。

这个点,家里的电视机,大概率会播放安徽当地的掼蛋(一种扑克游戏)节目。父亲靠在床上,津津有味地评价战况,旁边的母亲一脸愁容。餐桌上的饭菜,应该没怎么动过。父亲癌症晚期,受病痛折磨,胃口差,几乎吃不下东西。武安26岁,是家里的独生女,很多事情都等着她拿主意:父亲的病情进展,治疗方案,甚至是墓地选在哪里。

她还记得父亲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医生在手术室门口大喊,家属在吗?手上捧着一个大铁盘,刚切下来的胆组织在上面摊开,血肉模糊。母亲捂着嘴,跑出手术等候区,蹲在走廊的台阶上哭泣。

没有别人可以指望了。父亲正躺在手术台上,武安一个人站在医生面前,听取手术过程,决定是否使用镇痛棒,签下自己的名字。

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顺利考入省会合肥的公务员系统。父母给她买了车,又筹划着在她单位附近买房。原来的设想里,未来三年结婚生子,父母退休,来合肥养老,帮忙带小孩。第一次发现父亲在吃延缓衰老的保健品时,她眼眶一下子湿了,哭着说,“没想到你会老。”

正是那段时间,父亲开始消瘦,没过多久,就确诊了。武安把父母从县城接到合肥,在陌生的城市里,工作,租房子,跑医院,托关系找熟人问病情……生活突然变得一团糟。

往后的日子,孤军奋战的时刻只会越来越多。父亲生病三年,她白天跑医院,晚上回办公室加班。深夜,父亲血糖突降,她要赶紧送医院;住院临时做检查,她要请假,挂号跑单子;有时候父亲做了一场噩梦,母亲也会哭着打来电话,要她回去。

她太恐惧电话铃响起的那个时刻了,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每一次家里来电,接通前,武安都要深吸一口气,准备迎接最坏的消息。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执意要自己坐轮椅去医院。武安正在单位开会,担心父亲路上着凉,当着十几个同事的面,“唰”地一下,大哭起来。同事都被吓坏了,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讲,拿起车钥匙,直奔医院。其实那段时间父亲总是闹小情绪,哄哄就好了。但这一次,她撑不住了。

家里的事情不好跟同事讲,武安总这样觉得。闺蜜和男朋友虽然很帮忙,但那种切身的痛苦,“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她只能将这些情绪发泄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至少5万个独生子女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小组简介里写到:1980、1990年代出生,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终于快到了要供养父母的时候了。

小组组长是一个叫吕萨拉的豆友。吕萨拉的爷爷患阿兹海默症,外公中风,都需要长期看护,父亲有三兄弟,母亲有两兄妹,也只能勉强照顾。吕萨拉开始担心,“作为独生子女的我,以后能负担父母的养老吗?尤其是在离家工作的情况下。”2019年11月,她创建了这个小组,为赡养父母感到焦虑、遇到困难的独生子女提供交流平台,相互鼓励、取暖。

小组里经常有人发帖:

给爸妈买哪种保险好?

有什么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东西吗?

是提前还贷还是给父母买养老房?

真的被气死!让父母买保险不买,劝去做个全身体检不去!

成员多数是九零后,有私企白领,公务员,在校大学生,还有悬疑小说作者。他们大多出生在城镇中产家庭,父母有不低的退休金,即便如此,养老问题仍然令他们担忧:想出国留学,心里又放不下年纪渐大的父母;工作地点和父母相隔遥远,不知未来如何取舍?如果父母同时生病,自己分不开时间精力照顾怎么办?

小组里一个从小父母离异的女孩,以后结婚也要带着母亲生活。谈恋爱时,她要先试探对方能否接受。她每天奔波,还房贷,还要去看独居的父亲。最累的时候,甚至想劝父母复婚。

武安父亲得的是胰腺癌,治疗费用高,好在家里条件还算不错,卖了老家县城的一套房子,并没有太大经济压力。对她来说,最困难的不是体力的消耗、金钱的负担,而是“你永远不知道情况什么时候会变得更糟”。

父亲生病后的一天深夜,武安起来上厕所,听到隔壁有声音。父亲跟母亲大哭说:“太难受了,不如死了,一了百了。”母亲也在旁边哭,劝他,多坚持几天是几天。那是武安第一次感到惶恐,也只能一个人跑回卧室偷偷哭。

“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事情确实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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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百的爱,百分百的责任

当武安独自站在手术室门口时,20岁的林小宅还无法面对父亲生病这件事。

父亲49岁就患上阿茨海默症,生活不能自理。有一次带他去小区楼下锻炼,父亲突然想大便,控制不住,但又记得家人叮嘱过的“一定不能拉在裤子里”,直接在大庭广众脱下裤子。

生活中措手不及的瞬间,都在挑战她的耐心。刚擦完的地板,父亲打了个喷嚏,满地饭粒;父亲上厕所不利索,林小宅每天都要刷许多次马桶。她只能劝慰自己,“这才哪到哪?刚开始。”

她时常想起从前的日子。她是独生女,小时候没有人一起玩,总是自言自语。记忆中陪伴她的都是父亲。父亲是中学老师。周末,两个人一起到游乐园,她攥着票自己玩,父亲站在外面抽烟。夏天的黄昏,父亲骑自行车带她去湖边游泳,上岸后再给她买一根冰棍,回家的路上,她在父亲的自行车大梁上睡着了。

“小时候都是父亲陪我,现在反过来了。”她说。

林小宅的父亲是在她大一那年确诊的。那年寒假,母亲带着父亲来车站接她。林小宅下火车后一眼瞥见母亲:头发白了好多,眼袋奇大,脸颊的肉往下耷拉。父亲站在旁边,眼神呆滞,动作迟缓。她头一回意识到父母衰老的速度如此之快,“他们已经老态龙钟一样的在火车站出口等我了。”

父亲刚生病那两年,林小宅不愿意回家。平时与母亲通电话,也绝口不问病情。她跟同学出游、喝酒、看电影,“不让自己活在现实中”。

九月的一个清晨,父亲下楼取报纸的路上,走丢了。那是研究生开学的第一天,她却在全城找父亲,先是慌张,又有点迷茫。有几个瞬间,甚至想放弃,“要是真走丢了,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不用照顾他了”。

父亲被找到时,瘫坐在街边,眼神透露着恐慌和惊吓,浑身脏兮兮的,看起来像是摔过跤,但还是从人群中一下子认出她,那种眼神,“感觉好像就是认不得全世界,都认得出我。”

想起那些放弃父亲的念头,林小宅说,“我都想抽自己了”。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小宅接受了父亲生病这件事。考博时,她挣扎许久,去外地更好的学校,还是留在本地?“如果我有一个兄弟姐妹,也许就不会这么纠结了。”最后,母亲还是支持她去了外地。她不放心,每周都拜托表弟表妹去家里看一眼。她计划毕业后找一份不太激烈的工作,方便照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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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林小宅,父亲扶着她,教她滑冰。

以前拥有的全部宠爱,现在意味着百分百的责任。

对于李敏敏来说,当听到医生说,父亲颈部有斑块,随时可能脑出血,会危及生命。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去不了日本,出不去了”。

去日本读书,是她中学开始的梦想。她喜欢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想象《海边的卡夫卡》主人公的生活,当一个图书管理员,有一天坐大巴去另一个城市,在海边安静地生活。大学修日语专业,那个时候,N1证书已经考下了,要给北海道大学的申请书也写完一半。

怀着与自由诀别的心,李敏敏策划了一场毕业旅行。第一站到漠河看极昼,然后是青海茶卡盐湖,祁连山等地。她和朋友躺在床上,青海的藏香在房间缭绕,享受陌生感的同时,心中有一丝沉重,“不想回去”。在外旅行的一个月,她把亲戚的名字都改成数字,每天晚上9点半,手机调成勿扰模式。“我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不想被打扰”。

等她回到父母身边,或许就要和武安一样,每天最享受的,就是上楼前一个人在车里的十五分钟。

被癌症折磨的三年里,武安结了婚,父亲做了两次手术,又黑又瘦,双手布满皱纹,指甲变成黑黄色。母亲在医院陪护,她和老公每隔一天下班后就过去,给父亲按腿、聊天。她经常做梦,梦见自己的牙全都掉了,哭着从梦里醒来——在当地风俗里,这是亲人去世的预兆。

两次手术间,父亲稍有好转,立刻在合肥买了房子,距离武安工作的地方开车不到10分钟。他不想让女儿再住在出租屋里。直到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女儿:武安当时已经怀孕四个月,孕吐得厉害。他担心女儿伤心,不让她来见自己最后一面,也不许她参加葬礼。是丈夫代替武安,摔盆、火化、接待宾客。因为这件事,武安对婆家一直很感激,按照当地风俗,亲生父母健在,很多人都忌讳做这些事。

父亲下葬那天,婆婆在家里陪她,武安一直哭,她觉得自己哭得都要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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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街头的宣传语。

这是我的家,我才是女主人

父亲去世了,留下了母亲。武安不放心,接她来同住。这几年,母亲明显老了,穿上以前的裤子,屁股后面空荡荡的。又有点神经质,总是在半夜摇醒怀孕的武安,哭诉、数落家里的亲戚。

母亲以前总遗憾自己生了个女孩,现在变得很依赖武安。有时家里的水管灯泡坏了,一通电话打过来,又要武安立马回家修理。为了分散注意力,母亲去超市打工,坚持上两个班次,早上5点到晚上11点,必须让怀孕五个月的武安早晚接送。

一片混乱中,孩子出生了。武安本打算请保姆,母亲心疼她花钱,也担心被别人议论自己不帮忙,坚决自己带孩子,最后又吃不消,就把火往武安身上撒。武安想把孩子送托儿所,又被母亲到处说不懂事、不成熟。和婆婆出门逛街,被母亲知道了,也会抱怨:“女儿是婆家人,自己一个人孤零零”。

对母亲这种矛盾的心理,有人在武安的帖子下面评论,“你的家庭里,她毫无身份。”武安想,或许母亲也不愿意这样。

武安很想念父亲。“如果爸爸还在,或许能陪伴她适应老年生活。”以前母亲生气,父亲讲笑话哄她开心。后来父亲生病,全家奔波治病,没有精力再关注别的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母亲的生活里只有她一个女儿了。

作为独生子女,她从小就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不去远的地方工作,不外嫁,不轻易做冒险的事情:登山时,会绕开有锁链的地方;去海边玩,别人潜水,她在岸边等着。她从没有像林小宅那样,期待兄弟姐妹的存在——妈妈重男轻女,家里如果还有一个儿子的话,妈妈绝对会很偏心的。“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不可能受到好教育,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更不能一毕业就买车买房。”

但现在,她开始忍不住假想,“如果有一个亲姐妹就好,会分化妈妈的焦点。”

受不了母亲的坏脾气,武安只能拿丈夫撒气。孩子两个月大,丈夫在卧室里打了一个嗝,武安急了,“为什么要在房间这样?还能不能让人好好休息?”丈夫一头雾水地走出房间。

那个时刻,武安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从小到大,母亲就是这样,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冲她发火。担心成为另一个母亲,武安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她提醒丈夫,如果有这样的苗头,要及时沟通并制止她。

她也开始试图与母亲确立边界,培养她的独立性。

当母亲再对她的生活指手划脚,“你要给你老公做饭”,“家里为什么这么乱,不收拾?”武安提高声量:这是我的家,我才是女主人。母亲后来搬了出去,换窗帘时,想让武安全权负责。武安找人量尺寸,但坚持让母亲自己挑选款式。

在小组里,很多人都试图降低父母对自己的依赖。有人鼓励父母上老年大学;有人想帮内退的母亲二次就业;还有人考虑到父母的身体健康,给他们办健身卡,鼓励体重超标的父亲减肥,“减一斤,给1000元激励”。

和上一辈相比,独生子女一代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曾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的双重内核”。一方面,独生子女成长于社会转型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这让个体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安全感与确定性,子女和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明显加强。

这种复杂,同样体现在养老的问题上。

在这种撕扯中,35岁的陈芝明开始与父母确立边界感。为了接父母来杭州养老,她一共买了三次房:第一次放弃了地段更好的两居,选择偏远宽敞的三居,装修时,特意把浴室装在父母休息的次卧,台阶被改造小斜坡,角落都装上小夜灯。第二次是一间独立的养老公寓。但母亲还是想在西北老家买一套新的三居室。她妥协了。

“很难拒绝父母,因为会有愧疚感。”小组里有人这样说。

陈芝明从银行信用贷款40万当首付,每个月还要扛下1.4万元的房贷。装修预算5万块,母亲不吭一声,直接订下7万块套餐。

母亲掌控欲很强。看到年轻人加班猝死的新闻,会在凌晨3、4点发来消息轰炸式提醒,还会要求她晚上11点下班后通一个小时视频。虽然是关心,但她受不了。她曾加入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想要逃离。另一方面,她从小就知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以后不管去哪里,都要带着他们。

工作后,经济收入扭转了陈芝明的家庭地位,她变成家里的主导者和控制者。现在,她反思自己“大包大揽”的行为:应该把父母当做成年人对待,尊重他们的决定和需求,相应地,也要让他们自己来承担结果。

这一次,她决定,不再额外承担母亲多支出的2万块装修费,还要减少对父母的房贷补贴,让母亲感受到压力,不再无条件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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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在外滩。图/CFP

每一代的迷茫

如今,武安三十岁,父亲已经离开了四年,母亲住在隔壁的小区,每天打麻将,接送小孩。中午和晚上,武安和她一起吃饭,晚上8点之后,回到自己的小家庭。这是她找到的、和母亲相处,同时解决养老问题的“动态平衡”。

她渐渐理解了母亲:年幼丧母,为供舅舅读书,高中辍学,因为生女儿,在大家庭中被边缘化;人到中年,丈夫重病,“她的命运确实有很多苦”。

逢年过节,武安到母亲那里小住几天,母女俩又会发争执。她一直不敢要二胎。依母亲的性格,肯定又要来照顾她——她太害怕母亲再次入侵自己的生活了。

父母们逐渐老去,被抛弃的迷茫和恐惧,让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从仅有的子女那里获取短暂的安全感。在豆瓣小组里,有组员表示,对于未来的养老生活,父母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小组成员,中学开始,不断被母亲提醒,“以后养老就靠你了”。单亲家庭的孩子,母亲半开玩笑,“以后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妈妈就不会成为你的累赘”。

但根据民政部2018年数据,全国拥有养老机构2.9万余家,养老床位730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3.1%。超过九成的老年人只能选择居家养老。

对父母来说,未来跟着子女生活,也要克服许多障碍。几年前,独生女儿去北京工作。虽然一万个不愿意,陈艳知道,等年纪大了,也要跟着去北京。这是责任,要帮女儿带小孩;也是养老的一部分,老了病了,总要有人陪伴。

不想进入女儿未来的家庭领地,也不想老了过起北漂租房生活。临近退休的她,筹划在北京买房。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让她焦虑得睡不着。她很不喜欢北京,有时候甚至想,干脆不去了,等老了,在老家付钱找个熟人,每天定时来看自己。现在,她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独立感。前年做了一场手术,陈艳坚决不让女儿回家陪伴。

在武汉,60岁的单身母亲林梅,会使点“小把戏”,引起在上海的女儿的关注。染头发,要专门等女儿回来再染。身体稍微不舒服,就在微信告诉女儿,有时还会夸大。从医院看病回来,女儿没有询问的话,她就撒娇,“我今天去看病,你怎么不问我结果?”

她说,这些都是想让女儿知道她的难处和辛苦,“学会心疼我”,“老的时候对我好一点”。

由女儿照顾自己的老年生活,林梅觉得,这是女儿要有的责任感。

林梅也是独生女,上面有90岁高龄的父母。她能理解独生子女的难处。每隔半个月,林梅要去医院给父母开药。现在,大医院挂号取号、候诊看病、检查缴费,都要机器自助,还要在不同大楼、楼层来回。一个病看下来,要花好几天,跑好几回医院。“这些对90岁的老人来说,太难了。”林梅说。女儿没回来,她都不敢轻易带父母上医院。一个人跑上跑下,老人想上厕所,来不及照应,一转头就尿到裤子上。

再过几个月,林梅就要退休了。她打算以后跟女儿到上海住,又担心成为累赘。同一栋楼里,住着一对80岁的老夫妻。老人告诉林梅,女儿会来看看,但从不过夜,他们去女儿家,同样也不会过夜,“都不习惯”。在这对老人身上,林梅意识到,随着时间流逝,孩子辈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被自己的家庭牵绊。

一部分人被复杂的家庭关系所缠绕,还有一个被忽略的人群,在经济问题里徘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00年中国农村独生子女数量在3300万到4300万之间。在这个豆瓣小组接近1300条的帖子里,提及农村独生子女的帖子仅有10条。询问最多的是,父母没有退休金,农保是唯一保障,未来养老要怎么办?

根据民政部的预测,未来五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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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与责任之间来回,在羁绊中挣扎。武安对母亲,“有爱,也会有私心”。母亲年纪渐大,她说,“要陪她住得近一点,才能放心”。作为独生女,想到终有一天要接母亲过来同住,“我打心眼里真的不愿意”,但“不可能对她不管不顾”。

经过十年的消化,林小宅接受了一切,包括父亲的病情,母亲的焦虑。她说,“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所有磨难,只有你能扛过去。”疲惫的时候,她会回想“被满满的爱包围的童年”。上学迟到,忘记拿书包,转头埋怨父亲,“我爸颠颠儿回去给我拿书包”;豆腐脑太烫了,为了凉得快,父亲问店家要空碗,背着书包,嘴里叼着根烟,来回倒换。

这几年,父亲已经开始混淆周围的人,但从没忘记过女儿。父亲作息固定,每晚十点半睡觉。有一回,林小宅夜里出去与人喝酒,父亲担心她没带钥匙,坐在客厅等待。夜里十二点半,看到林小宅回到家,父亲眼神呆滞木讷,嘴里一直用含混不清的话重复,“太晚了,外面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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