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ly Walsh一直想追随妈妈的脚步，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但正是她被性侵的经历促成了她现在的工作。<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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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ly被下药和性侵时只有21岁，事后经历了认知解离和晚期创伤。
她说她花了五年时间才做好报告警察的准备。
她说：“当我确实试图向警方报案时，他们说缺乏证据，而且含糊地说这不值得我花时间或精力通过司法系统追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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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现在在墨尔本做临床社会工作，帮助其他性侵犯受害幸存者，并听到许多与自己相似的故事 。
Keely说，在她过去八年帮助过的大概数千名受害幸存者中，大多数人没有向警方报案。
而在那些已经报案的人中，Keely只知道有两名女性看到了对袭击者被刑事定罪。
她说：“对于那两名确实经历了法律程序的女性来说，整个过程拖了好几年，给她们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和痛苦，而性侵者只得到了最低限度的判决。”
Keely说，受害幸存者报案率低，定罪率更低，“这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系统性伤害。”
她说：“在个人层面上，我认为这说明受害者正在被忽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正义。”
她认为，性侵犯在澳洲非常普遍，我们现在已经将强奸创伤“正常化”。
“我们不再以一种真正的同情心来看待这些故事，我们把它看成是又一天，又一个故事，又一个事件，这只是一个日常的经历。”
“我认为我们已经对这种问题脱敏了。”
在报告的案件中，只有不到10%的案件最终被定罪
Bianca Fileborn是一位犯罪学家，在过去的十年里，她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性暴力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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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墨尔本大学的学者因为年轻时的经历，开始研究特定场所的性暴力。
她说：“那是基于我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外出时的经历，几乎每次外出都会遭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她说，澳洲最新数据显示，大多数性侵犯事件都没有向警方报告。
她说：“最近的估计表明，大约87%的性暴力受害幸存者没有向警方报告他们的经历。”
Fileborn博士认为，社区责怪受害幸存者的态度，审判过程的艰难，以及性侵犯的低定罪率都导致了低报告数字。
Fileborn博士说，对于确实向警方报案的受害幸存者来说，案件最终以刑事定罪结束的可能性非常低。
在维州，犯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向警方报案的性犯罪案件中，只有不到9%的案件最终在法庭上被证实有罪。
Fileborn博士说：“对于任何一种真的去报案的幸存者来说，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正义，他们不会在最后看到有罪判决。”
她说，各州之间的性侵犯定罪率各有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定罪率非常低，许多向警方报案的案件没有进入审理阶段，因为起诉人决定不走司法程序，或者警方或检察官认为没有合理的定罪机会，案件可能会被撤销。
Fileborn博士认为，重要的是刑事审判要求高标准的证据，被告的权利要得到保护。
她说：“我认为性犯罪的复杂之处在于，性犯罪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设计中往往不占优势。”
“在大多数私下发生的性犯罪中，很难有一个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证据，因为这些性犯罪发生在通常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他们往往有一种先前的关系，而且可能涉及毒品和酒精。”
“根本无法获得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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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者说，如果她被袭击，她可能不会去报警
位于Wangaratta的维州反暴力中心是一个支持受害幸存者的组织。首席执行官Kerry Burns表示，全国性犯罪的低报案率和低定罪率应该让澳洲人感到震惊。
她说：“然而不知为何，这并没有惊动任何人采取任何行动。我无法理解。”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恐怖主义犯罪时，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但每天都有一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在发生我们之中，往往是在妇女的家里或她们约会的空间，却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
Burns女士密切观察过受害幸存者的经历，但她也怀疑自己如果被性侵，会不会向警方报案。
她说：“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作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观察这个过程，以及你无法确定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会对此望而生畏。”
“事实上，亲眼目睹后，我想我不会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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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她想给的答案。
“很遗憾我会这么说，因为我其实更想对受害幸存者说，’加油，坚强，大声说出来。’”
维州警方称将听取受害者的意见
维州警方表示在制定应对性犯罪和为受害者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家庭暴力指挥部警司Andrew Miles说，警方“明白受害者站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
现在全州有500多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侦探在性犯罪和虐待儿童调查小组工作。
Miles警司说：“这些侦探都接受过培训，在调查这些复杂的犯罪时，尽可能地优先考虑受害者的需求。”
在维州，这些侦探从受害者指控犯罪一直到走法院程序都会处理案件。
他说：“这意味着受害者能够与一两个警察成员建立持续的关系和信任，而不必总是重新讲述、个人经历。”他说，警方将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支持受害者。
“我们要告诉受害者，你们将被聆听。”
维州思考“大问题”，全面改革性侵犯应对
维州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在审查司法系统如何应对性侵犯，报告将于8月提交。
该审查将审查诸如同意法、警方如何调查、审判程序、设立专门的性侵犯法庭的可能性以及陪审团审判的替代办法等问题。
Burns女士说，她希望这个过程可以为受害幸存者带来有意义的改变。
她说，现在是时候审视影响性侵犯报告不足的广泛问题，以及着手解决。
她说：“我们是否需要好好审视一下，在应对性侵犯方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是不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加强社区宣传教育，从而提高法制成果？”
“我们是否要建立一个制度，让受害幸存者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仅靠审判？”
“这些都是大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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