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个人崇拜的政治。自毛泽东以来,没有其他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巩固过政权。在某些方面,这使中国的威权主义更加有效,在面对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危机时,比起西方的混乱不堪的治理,威权主义的效果似乎令人羡慕。
但是习近平无法克服超级集权与生俱来的弱点。个体拥有的权力越多,整个政权就更易受到他的错误判断的伤害。他越努力投射出无懈可击的形象,就越有可能隔离掉不悦耳但必要的信息。而且,他越是切断内部的异议渠道,就越能激起他试图镇压的那种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觉醒。习近平正在制造的正是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破坏该政权的批评者和敌人。
最后一个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不断扩大的运动,目的是规范、监督和控制神——不是指至上的权力,而是指一种内在的声音。
中国领导人(包括表面上较为开明的那些)一直在猛烈镇压精神和宗教运动——无论是法轮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还是独立的基督教会——因为宗教培养了不受政治控制的道德良知。
但是,道德良知是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强迫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采用宗教自由原则是明智的。而且乔·拜登(Joe Biden)应该在每一个机会——包括邀请达赖喇嘛以及其他中国信仰领袖访问白宫——强调与习近平的这一本质区别。
以上这些并不是说遏制北京不需要积极建立同盟、施加经济压力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但是,当我们想象如何给第二次冷战带来和平的结局时,思考中国的政权会如何自取灭亡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