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我的妹妹在我们的WhatsApp家庭群组里发了一段视频。
那是CNN关于马拉维的一段七分钟报道，马拉维位于东非，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报道称，由于供应资源被富裕国家独占，新冠病毒疫苗在马拉维无处可寻。那段视频聚焦在马拉维第二大城市布兰太尔的伊丽莎白女王中心医院(Queen
Elizabeth Central
Hospital)，讲述了该医院面临的抗疫压力。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照料感染患者，但短时间内打上疫苗的希望不大。
我妹妹培英（音）是儿科医生，也是那里未受到保护的工作者之一。
“看到这种情况我很难过，”我讪讪回复道。
未能宣之于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若是在美国工作，培英作为前线医生早在几个月前就应该打上新冠疫苗了，但她会不会是我们家最后一个打疫苗的人？
一年多以来，疫情拆散了世界各地的家庭，若不经历对健康的担忧、对隔离的等待、以及对繁琐程序的忍耐，亲属之间根本无法出行探望彼此。但即便疫苗已经上市，由于推出过程的混乱，亲人重聚的盼头也被泼了冷水。
许多家庭只能听任全球疫苗地缘政治游戏的支配，因为富裕国家难以在为本国公民免疫和向他国提供疫苗之间取得平衡。一些国家没有疫苗供应。在有疫苗的地方，也存在疫苗虚假信息、技术障碍以及个人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怀疑。
我的家人遍布三个大洲，他们也成为了这些作用力影响的缩影。我们的父母生活在香港；培英在布兰太尔；另一个妹妹培玲（音）和我在旧金山湾区。我们相隔许多个时区，数千英里的距离。
我父母担心疫苗的安全性，媒体报道加上他们的政治观点以及健康史导致他们更加焦虑。培玲和我对我们本地混乱的疫苗接种颇有怨言，但我们知道很快就能得到机会——而在新冠儿童双人病房工作的培英还不知道自己能否打得上。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免疫和疫苗主管凯特·奥布莱恩(Kate
O’Brien)博士称，“各个国家依据自身情况做决定的这种非常不协调连贯的办法”导致了我的家庭面临这样的后果。她说，包括她自己的在内，许多家庭都在挣扎着应对这样的不平等。
一旦国家购买疫苗，通常会给包括医护工作者和老年人在内的高危群体优先接种。如果真是如此，在我家，培英和年过70的父母应该是最先接种的人。在基金会工作的培玲和担任《纽约时报》编辑的我得排在后面。
结果却并非如此。
香港
去年12月，当英国和美国开始接种疫苗后，爸妈让我们大吃一惊。在一次WhatsApp视频通话中，他们说可能不会打疫苗。如果疫苗不安全怎么办？
我感到震惊。新冠病毒让我们无法见面。拥有750万稠密人口的香港推行了严格的旅行和隔离规定。在美国，疫情已经失去控制。疫苗是将我们从这一年令人窒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关键。
我父母也不像是会相信反疫苗阴谋论的人。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么？
然后我们父母的想法变了。一位住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80岁叔叔在1月打了疫苗，增长了他们的信任。这位叔叔是我们大家庭中第一个接种的人，这个消息在WhatsApp激起了姨母、叔伯和父母的极大兴奋。
我爸总结道，比起不打疫苗，“打上肯定更安全”。
此后又出现了迂回。爸妈宣称他们只愿意打中国生产的疫苗。包括科兴(Sinovac)和国药(Sinopharm)在内，至少有四家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研发了新冠疫苗，同时进行研发的还有英国和瑞典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俄罗斯的加马列亚研究所(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和美国的强生(Johnson &
Johnson)、莫德纳(Moderna)及辉瑞(Pfizer)，辉瑞与德国企业BioNTech进行了合作。
问题在于，根据临床试验数据，科兴两针疫苗的有效性约为50%。这远低于欧美疫苗——特别是辉瑞-BioNTech和摩德纳疫苗的有效性。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后两者能够预防大约90%的感染。
但我爸爸很坚决。算上贸易战，中美关系多年来的恶化让他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产生了怀疑。作为拥护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人，他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感到自豪。“我很爱国，”他在谈到疫苗的选择时说。
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在培养这种疫苗爱国主义。上个月，北京承诺对接种中国疫苗的外国人加快签证办理流程。关注全球虚假信息的非营利组织First
Draft的美国负责人克莱尔·沃德尔(Claire Wardle)表示，英国也在与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人员共同研发的阿斯利康疫苗上贴了英国国旗图案。
我和姐妹们都为爸爸妈妈会去打疫苗松了口气。我们对他们说，打哪个都行，打疫苗总比不打好。
最终，他们打哪个疫苗的问题不由民族主义决定，而由供给决定。今年2月底，香港获得了首批100万剂科兴疫苗。（后来通过一家中国公司复星，香港得到了58.5万剂BioNTech疫苗。）
2月22日，妈妈发短信说，她和爸爸预约了3月11日的第一针，4月再打第二针。一天后，她发短信说，爸爸用网上系统预约时没按确认按钮，没有预约成。
他们一周后又发了一条短信：他们去了一家正在为人接种科兴疫苗的私人诊所。在那里等了一小会儿之后，他们打了疫苗。4月2日，他们通知我们，已经打了第二针科兴疫苗，没有不良感觉。妈妈抱怨说，尽管他们第二次有预约，但“还是要等半个小时”。
马拉维，布兰太尔
培英在2016年和家人一起移居马拉维，从事医生工作和儿童健康的临床研究。她工作的伊丽莎白女王中心医院资源有限。麦当娜的慈善机构为医院为新建的儿科部提供了资金，新儿科部2017年投入使用时曾是条大新闻。
培英说，早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医院的人手已经很紧张。新冠病毒大流行到来后，医院决定实行一周上班、一周休息的制度，以减少工作人员接触新冠病毒的机会，同时确保所有时候都有足够的医务人员上班。口罩、手套和其他防护设备都很稀缺。
培英和她的儿科同事为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设立了一个“呼吸病房”。实际上只有两个病房，大病房里有十几张床。小病房是隔离区，可以容纳四名患儿。
马拉维的疫情曾在一段时间里得到了控制。但去年12月，该国受到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其中可能有南非变异病毒的原因。
伊丽莎白女王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最近被任命为马拉维卫生部卫生服务主任的奎恩·杜倍(Queen
Dube)博士说，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一度曾高达40%。（相比之下，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数据，美国的病毒检测阳性率去年4月最高时大约是22%。）
今年3月初，马拉维政府提出申请后，提出疫苗共享倡议的组织Covax给该国送去了36万剂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这批疫苗抵达马拉维首都利隆圭的机场时，有人拍下了那里的卫生工作者打V字手势庆祝的镜头。
坏消息是，这批疫苗不足以覆盖该国人口的2%。
杜倍说，她希望很快还会有96万剂疫苗送到。该国的目标是明年年底前能够为全国人口的60%接种疫苗。相比之下，美国每天正在为300多万人接种疫苗，到今年夏天，所有想接种的成年人都能打上疫苗。
与此同时，已经运到的疫苗已指定提供给高危人群。培英符合条件，她说她感到欢欣鼓舞。据她看到的媒体报道，她希望自己能在几天内打上疫苗。
旧金山
就在培英等待疫苗消息时，加州的情况大为改善。
随着加州的疫苗供应越来越多，同事和朋友们都在互相督促预约或寻找剩余的疫苗，把接种点的列表发给大家。我在其中一处登了记。
3月10日傍晚，我在一家沃尔格林(Walgreens)药店打上了当天剩下的最后一剂辉瑞-BioNTech疫苗。在灯光昏暗的药店一个用挡板隔开的区域，一名急着打完的药剂师给我注射了疫苗。感觉是奇怪的平淡。但度过了一年的行动限制后，打疫苗也让人感到一种极大的解脱。
我把这个好消息用短信发给爸妈时用了很多个感叹号。他们都很高兴，立即问我是感觉到什么副作用。（我没感觉，除了打疫苗的胳膊有点痛。）我与培玲通了电话，催她去打疫苗。她说她知道不久就会轮到她了，还得再等等。
几天后，妈妈把一张照片发到了我们家的WhatsApp群里。照片上是培英，她戴着口罩，T恤衫的袖子推了上去。她正在伊丽莎白女王中心医院外打阿斯利康疫苗。马拉维于3月11日开始为民众接种疫苗，并现场直播了高级官员接种的画面。五天后，培英打上了疫苗。
我比从事前线医务工作的妹妹早六天接种了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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