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un和 Arundhati Hattangadi本周将离开他们位于印度西部的Ahmedabad的家，希望登上5月22日的澳大利亚政府撤离航班，但是从他们的家乡到遭受COVID重击的首都新德里之间的1000公里路程之间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直到最近几天，这对悉尼夫妇长达13个月的冒险之旅的最后一站所涉及的全部风险才变得清晰起来。
由于有潜在问题的PCR阳性结果，周五已经有70人被取消登上澳航（Qantas）的首班撤离航班，67岁的商人Hattangadi先生和他63岁的妻子知道，他们也可能陷入这一最后的障碍。
两人都曾于去年9月感染COVID-19，他们想知道在他们飞行前的最后测试中如测得微弱病毒痕迹能否会让他们丧失与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孙辈团聚的资格——其中一个孙子于两个月前出生。
“我听天由命了，”Hattangadi先生说——在过去一年中，他经历了印度封锁，两次航班取消，以及灾难性的第二波COVID浪潮，后者导致澳大利亚暂时禁止所有印度回国旅客。
“我希望有最好的结果，但如果没有，我们将生存下来。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周围存在大流行病。如果十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更加痛苦。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了WhatsApp。”
Hattangadis 对待他的命运的态度可能颇有哲理，但对于14岁的Navdeep Singh而言，与他在阿德莱德的父亲，他在那里的学校，朋友，以及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家分开几个月甚至更多年的前景使他感到绝望。
这个男孩随他的母亲Sukhjinder Kaur于2020年3月8日，即他进入高中三周之后，回到了她的家乡旁遮普邦的Mohali，这本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为他的八十多岁的祖父提供手术后的照顾。
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出生国——他离开那里时只有两岁——而他满心希望能在一个月后回到阿德莱德看地区板球比赛。
但是，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四个小时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快速封锁后，这对母子在他们的行程刚不到两周时被困在印度。
最初的三周封锁最后一直持续到5月30日，超过了他们的澳大利亚签证期限——随着大流行的持续，这种情况对于印度裔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常见。
自那以后，他们陷入了法律困境，被全球环境和无情的官僚主义所困，Navdeep的父亲Ranjit 为使家人团聚在阿德莱德而奔波。今年1月，当Navdeep所就读的学校普林顿国际学院（Plympton International College）宣布不再提供在线课程后，情况变得更糟。Navdeep不能用旁遮普语读写，因此他没有资格去当地学校读书。
“我们一直告诉学校，’我们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但他们告诉我们，这对老师们来说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必须在7月之前回来才能让我留在同一年级，否则我就会留级，” Navdeep说。
“我一直在澳大利亚的学校系统就读。我们已经为能回来尽了一切努力。我们已经准备好遵守所有规定。如果他们想让我们隔离一个月，两个月，我都不在乎。我只想回学校。
“不上学正在耗尽我的大脑。我好久没见到我的父亲了。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很开心，游泳，打板球的照片，这真的很难过，因为我想和他们在一起。八年级和九年级是你可以玩得开心的几年，而我却错过了。”
他的父亲Singh 表示，他可以明天就收拾打包全家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与家人团聚，但他的儿子迫切希望回来。
“他在西方文化长大，”他说。“他不想住在印度。”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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