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寡头垄断竟能维系市场竞争？沃尔沃斯与科尔斯超市的食品涨价幅度竟低于英国同行。现实比想象更戏剧化：相比英国、美国、加拿大或新西兰居民，澳大利亚超市购物者承受的食品价格涨幅明显更低。
即便与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英国超市市场相比——折扣商阿尔迪已打破特易购、森宝利、阿斯达和莫里森”四大巨头”格局——澳洲的物价涨幅仍更为温和。
这一事实似乎未能平息批评者对工党的指责——后者利用ACCC超市调查报告对沃尔沃斯和科尔斯进行政治打击，却未采取实质行动。
ACCC明确反对拆分两大超市巨头，这与工党立场一致，也与其委托克雷格·爱默生撰写的去年报告结论相符。
这使得绿党及《悉尼晨锋报》传奇经济编辑罗斯·盖廷斯等批评者，在挥舞”大棒”打击大企业的立场上更接近彼得·达顿阵营。
盖廷斯在揶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商业媒体”）时，指责本国经济学界与央行忽视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尤其波及阿尔迪和独立连锁超市的”食品杂货寡头超额收费”现象。
他在本周撰文中指出，操纵财政与货币政策杠杆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已完全放弃适应微观经济现实。
“为何这些寡头巨头未在疫情前连续数年施展定价权？”
实证数据”嘲弄”了经济学家们关于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凸显出澳大利亚寡头资本主义的现实。
盖廷斯表示：”所有研究’不完全竞争’（即’产业组织’）的微观经济学家都清楚，寡头垄断带来市场支配力，使企业得以规避价格竞争。”
确实，ACCC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两大超市相对国际同行利润更高。自新冠疫情引发大规模混乱以来，沃尔沃斯的息税前利润率有所上升——尽管增幅不足1个百分点。
ACCC报告指出，2019-20年度以来澳大利亚食品价格上涨24%，略高于其他商品服务22%的涨幅。监管审查确有成效。
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被认为具有定价优势，在全球通胀推高所有企业成本的背景下，澳大利亚24%的食品涨幅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低之一。
ACCC报告虽未着重强调，但证实了这一现象，也未解释其与所谓超市寡头微观定价权的关联。”这低于多数OECD国家的涨幅，但仍属显著增长。”ACCC近乎轻描淡写地表示。
从ACCC图表可见，疫情以来澳大利亚食品价格上涨24%，而英国达33%。OECD国家整体涨幅超过40%。
以疫情前每周300澳元的家庭食品支出计算，如今英国消费者比澳大利亚人多支付27澳元。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相对集中的市场未必形成共谋，反而可能呈现激烈竞争。电动汽车等新兴市场可能形成寡头——但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正与中国竞争者展开白热化较量。
ACCC应对真实的市场共谋与价格操纵保持警惕。政策重点应在于促进竞争——如放宽新超市开设的规划限制——而非仓促增加企业竞争限制。
但澳联储与财政部的宏观分析驳斥了企业高利润率（或价格欺诈）导致高通胀的说法。
全球与澳大利亚的通胀爆发是宏观现象：疫情期间过度的预算与利率刺激推高了超额需求，冲击了本已中断的供应链。
尽管某些行业市场集中度可能上升，但澳大利亚企业整体从未像现在这样暴露于全球竞争，数字经济兴起尤甚。
建筑业是个例外，其生产率倒退且成本激增。虽有人称之为全球现象，但糟糕的监管、澳大利亚规定僵化的劳资关系体系及违法的建筑工会难辞其咎。
工党与部分智库鼓吹企业并购削弱了澳大利亚经济活力及抗通胀能力的观点。但这与生产力委员会的论断相左。
繁文缛节负担加重、政府规模膨胀、劳资关系再管制（如模式谈判）及税收体系激励恶化，远比夸大其词的竞业禁止条款更值得警惕。
若科尔斯与沃尔沃斯真如所言是贪婪的寡头垄断者，它们未免太过愚蠢。
为何在疫情前数年澳联储持续低于2%-3%通胀目标、有人担忧通缩时，这些寡头不施展定价权？
为何偏要等到全球通胀爆发、民生成本引发众怒时才实施价格欺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