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剪刀手一出，中华大地又多了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挤胸。据说，连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大哥《人民日报》都参与调侃了。
同学们，是时候结束这场调侃潮了，现如今，比武媚娘胸部被剪更可怕的是一个男同胞的严肃事实：精子退化。
让鹿鸣君告诉大家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吧：80年代，中国医学院课本中的标准是每毫升正常精液里应含有一亿个精子，现在的教材里，这个知识点已经被修改为每毫升1500万个。
按理说，大学生是精子质量最高的了。中国知网上可以查询到一篇2009年论文，《217例广西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精液质量分析》：56.7%的大学男生精液质量异常。
还有新闻报道说，世卫组织发现，中国男性精子合格率不足30%。（关于这一数字鹿鸣君还没来得及找到原始资料。）世卫组织已将不孕列为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疾病。
也许广电总局可以这样给自己洗地：男人越来越”不行“了，女人胸部却越来越大，我们局领导剪掉冰冰胸部，是为你们好啊同志们……
今日中国，正向一个无法生育且没有胸部看的社会迈进。这才是真正的悲催。
当然，问题不是中国一国的。
1993年，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总结了52年间所发表的61篇论文后发现，人类精子平均密度已由1940年的每毫升11300万下降至1990年的6600万，下降41．5％
环境污染带来的环境激素失衡，会干扰生物的内分泌调节，造成性别退化。
20世纪80年代，英国诺福克郡的艾尔河观测点发现，由于污染，被调查的雄性石斑鱼60%出现了雌性化特征，不少石斑鱼的生殖器开始具备排卵功能，甚至出现了双性鱼。
真的，我不能说更多了。
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武汉大学的唐古拉同学，他是鹿鸣君去年带的一位实习生，以及他的作品之一《中国人的性面具》：
在中国文明中，性的底色从不是罪恶。
西方的基督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是一套极度反性禁欲的宗教体系。直到十七世纪，还有人因性行为触犯禁忌而被宗教法庭判处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纪录。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性开放时期。从原始社会延续至汉、唐，中国人对性抱持着自然、开明的态度。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曾指出：古中国、古印度有性的艺术，而西方只有性的科学。
在国务会议上讨论性
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规律愚昧无知，不仅不理解风雷、星辰、四季轮回，也把令血脉传承延续的性归于神力，从而形成了包含生殖器崇拜、性交崇拜、生殖崇拜等三大内容的古典时代的性崇拜。
人们看到生命自女阴中降临，便将女阴神圣化，今日博物馆中精美绝伦的双鱼、莲花、陶环、石环，甚至君子佩戴的中间有孔的玉璧，都含有象征女阴的意蕴。
古人又把男性的生殖器称为男根，“根”就有本源、强健的含义。考古出土的陶祖、铜祖、玉祖等，就是男根的崇拜物——“祖”字的部首“示”是神祗、祭祀之意，右边的“且”是男根的象形，所以“祖”的构型初意就是祭祀男根。
与印度古典性艺术追求爱与美的结合不同，中国古代房中术还将性的快乐功能、生育功能与健康发展功能统一起来，探求性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奥妙。“房中术”的发轫与道教方术密不可分，秦代的“欺世达人”徐福就曾为始皇帝传授房中术。东汉时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传播道教的同时用房中术给人治病，影响深远、传播极广，至魏晋时蔚然成为风潮。
房中术的许多理论经不起现代医学的推敲，部分经验也被证明有害健康，但它以性养生的理念契合了统治者们追求欢愉，又渴望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心理，因此备受推崇，许多帝王、贵族、官宦都趋之若鹜，汉武帝刘彻和集诗人、名将、政治家于一身的曹操都是突出的代表——
“魏时方士，甘陵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不食，悉号二百岁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游散。”（《博物志•卷五》）
古人不仅私下里不避讳性，甚至还在外交场合谈性、在国务会议上讨论性。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经学学术会议，为当时经学所分歧各个问题制定了官方的标准答案，并由名儒班固整理编撰为《白虎通德论》，其中明确规定，贵族子弟在“辟雍”学宫必须学习的课程，除了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技艺之外，还要接受性教育。
在皇帝主持的高规格会议上讨论性问题、规定在国立最高学府开设性教育课程，足见当时对性的重视程度。
《战国策•韩策》则记载了另一件更有趣的事情——韩国被楚国包围，危在旦夕，被派到秦国求援的韩国使臣尚靳提出了“唇亡齿寒”的观点，请求秦国分兵助韩。而当时掌握秦国实权的宣太后主张集中运用兵力，并不支持分兵。为了劝服尚靳，宣太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先王在世与我行房时，用一只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身体疲倦不能承受；若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我反而轻松许多..….”——宣太后这是以性作比喻，用压强原理生动又不失幽默地解释了军事上集中运用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的道理。
这位惊世骇俗的秦宣太后，就是不久前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里宁静饰演的“芈八子”。正是这样一位令纵横家张仪为之折服、秦惠文王嬴驷为之倾倒的奇女子，她那这番言谈堪称一贯严肃的中国史传中最不“正经”的文字之一，却被当时的士大夫堂皇载录于书册，流传千秋。
一个不凡女性的“荤段子”，在先秦算不得什么大事，却在千年后引起了道学名家们的惊恐和贬斥。南宋的鲍彪、明代的顾宪成都曾予以批判。清代的王士祯更是在《池北偶谈》里以气急败坏的笔触写道：“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这时中国人对性的态度，早已掉头狂奔。
精神洁癖法律化
唐代是秦后两千多年传统社会里性自由度最大的时代，这是性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
唐代文化兴盛，崇尚丰韵饱满、自然妥帖的女性美，男女交往、婚姻礼俗也非常自由。历代唐王室有二十余位公主都曾离婚、改嫁，有的公主还曾多次改嫁，民间诗文也不缺少清婉动人的爱恋故事。
但从宋代中期开始，随着鼓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意识不断壮大，反性禁欲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由此，唐代侍女图中骑马踏青、绫罗曼舞的女性风姿成为绝唱，而悖背情理、压抑人性的性禁锢日益严酷。
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产物，既具有感性物质欲求的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性。在二者关系的过程中，儒家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到荀子的“禽兽有知而无义”，虽然都承认人类自然欲望的存在，却都将其视为改造甚至革除的对象。
人的道德属性与欲望相对应、人的生命价值在与欲望的斗争中得以体现，这些儒家早期确立的思想基石被宋明理学继承发扬。宋明理学将人性解构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去除气质之性中的恶端。所谓“人欲”本是指不合天理的私欲，但在儒家理论中往往与人的自然欲望相混同，因此整个宋明理学就表现为反性禁欲的说教，压抑了中国人千年之久。
妇女缠足也在宋代开始推广。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荒谬的性畸形现象之一，缠足的兴盛却颇具偶然性——“南唐后主有宫嫔娘，纤丽善舞，乃命做金莲，高六尺、饰珍宝、网带缨络，令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盘旋有凌云之志”。
一位偏安一隅的君主，根据个人爱好设计的舞蹈动作，被后世几十代人追捧。正如楚王好细腰、民间投其所好便滋生饿殍一样，缠足也戕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不仅是生理的畸形，也是精神和社会角色的畸形。
1949年之后，中国刷新了制度与风尚。尽管如此，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立即走出“性的中世纪”。对此，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新中国最初三十年的社会治理依然延续了许多革命年代高尚的圣徒情结，用革命战士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刑法》中的“流氓罪”。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将精神洁癖上升到法律意志的罪名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没有《刑法》文典规制的情况下，此前三十年间的犯罪司法工作，要么是以运动的形式发起，要么根据各种政策条例草草判案，定罪量刑均存在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酝酿许久的刑法草案要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意识大变革，因而在制定条文的时候，立法者应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以免立法疏漏造成打击犯罪不力。
立法者大有深意的智慧在于，把流氓罪适用于“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在对社会转型充满困惑的当时，谁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过去不曾想象的行为，这时只要祭出说你“耍流氓”的利剑，即可对社会风气进行有效的控制。
可正因为如此，这一罪名到了许多基层的司法实践中就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口袋罪”：猥亵妇女算耍流氓，与人口角斗殴算耍流氓，随地大小便也算流氓，甚至几个男女走在一起就算流氓团伙。在人大常委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流氓罪的适用刑罚被提高至死刑。
1954年英国政府曾委托沃芬顿爵士组建专门委员会，为英国制定针对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的法律提供专家意见。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沃芬顿委员会”于1963年提出了《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这份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报告提出了一个观点：若当事人的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妨碍或危害，则“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
随着中国法制体系的完善、人本理念的回潮，流氓罪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被取消。这体现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对复杂矛盾勇于调整的进取精神。
然而，法律上的流氓消失了，精神中的洁癖依然强大。面对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冲击、国际化环境中知识更新的不断加速，刚从“性的中世纪”蹒跚走出的这一代中国人难免无所适从。
于是，性的面具，逐渐成为许多人精神世界的必备品。
岛国AV在中国
性面具下的中国人有多么浮躁，从日本色情电影在中国的影响便可管窥一二。
“从没有获得合法的认可，日本AV产业竟然能在中国保持这么大的影响，连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在2014年上海国际成人展现场，某日本成人保健品牌的展位负责人森谷说：“我认为除了日本料理和日本品牌的电器、汽车，再没有任何一个日本元素能像色情电影一样融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正是在本届展会上，森谷的公司从日本邀请了数位当红AV女星赴上海国际会展中心代言、推广其产品，引起了中国网民的轰动——尽管少有人承认，但对于不少惯用互联网的80、90后中国人而言，这些用暧昧咿呀的腔调说着陌生语言的日本女星早就是他们的电脑屏幕上的熟人。
由于长期以来正规性教育的缺失、父母家人乃至社会舆论对涉性话题的回避，通过盗版和网络流传的日本色情电影就成了他们真正的“性启蒙教本”。从小缺少规范的性知识获取渠道，男性的性技巧主要来源于互联网和A片，而女性的性技巧多由伴侣言传身教，这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性教育现状。
例如，已经离开色情业多年并转型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电影演员的日本女星苍井空，她的新浪微博账号拥有近1500万粉丝，被中国网民称为“苍老师”。
“虽然从事AV产业在日本是公开合法的事业，但依然会面临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作品内容也必须经过道德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而且日本社会对于这个行业存废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AV从业者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很低，甚至远不如她们在中国民间被接受的程度”，森谷说：“AV不应该被当成教科书。虽然在日本也有情侣会模仿AV场面，但大部分AV都是为娱乐目的制作的，并不足以指导性知识。毕竟性还需要爱和责任。”
森谷给笔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日本国内AV产业的规模大约是3500亿日元。如果按照日本企业估算的规模、以正版价格向中国境内的所有在线下载行为收费，则至少将再创造2000亿日元（约合124亿人民币）的利润。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境外淫秽品入境传播，”，曾在地方公安系统担任过五年“鉴黄师”的民警张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对网络上的信息淫秽色情信息，特别是涉黄的下载资源进行管理，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比如很多色情信息借助BT渠道传播，而BT系统是一个开放式传输协议，数据的发布者和抓取者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所以很难统一地鉴别、筛选。”
无论如何，“岛国AV”在中国莫名地兴盛，足以体现当今中国人在公共领域和私密领域之间性态度的分裂。
当一面有犯罪分子制作淫秽网站牟利29万元被查处，另一面却是中央电视台小心翼翼给电视画面中“大卫”雕塑的私处套上马赛克“遮羞”时，我们就应该反思，性的面具装点出的，究竟是优雅洁净，还是掩耳盗铃。
性的魅力，在于它的过程赋予我们的感受：专注、忘我、被保护、被需要、被陪伴、被期待，所有这些都是“幸福感”的组成要素。而同时，性又是每一对父母迎接新生命之前必须的耕耘，因此它往往与生命中最本质的喜悦相连。
对性的渴望，源自人类的本能，而对待性的态度和方式，每个人又有不同甚至相反的选择。今天，面对空前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传统的观念被摧毁，新的价值又尚未建立，中国人的性面具，遮盖的其实是转型中普遍迷茫的时代。
性是人性的一面镜子，是身体与精神的纽带。伴侣间的亲密关系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要治疗转型社会的各种矛盾，就不能回避对性的忧疑——性不应被滥用，更不应滥用对性的压抑——这需要教育、医疗、商业市场、学术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共同努力，每个领域都有大文章。
雅的含蓄、至诚的谦和，这是华夏祖先最优雅的心灵姿态。要重建这份自信，中国人就必须首先正视自己的面具。真诚始于宽容，宽容是自由的阶梯。
唐人街精选自呦呦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