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年多前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手段来达到所谓的“零感染”。虽然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受到外界质疑，不过中国自称“做得很好”。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相对成功现在有伤害国家的风险”。那么，这种抗疫相对成功把中国带进哪些误区？中国为“清零政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另外，中国是否有意愿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小组彻底查清病毒的源头，避免将来陷入类似的困境？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题为“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太好了吗？”他指出，中国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的相对成功，可是这背后蕴藏着危机，首先是给民众造成错误安全感。
他说：“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由于新冠病毒传播非常快，都是通过无症状感染病人传染的这种状况下，他们暴露在这个病毒下受到感染的风险还是蛮大的，尽管中国已经基本上切断了传播链条，但是有输入性病例进来，只要有一例就会酿成很大的爆发。”
去年9月，《财新》杂志发表了一项对中国六个省份近1900人的调查，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和亲友有感染新冠的风险。
黄严忠说，这种不真实的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跟政府官员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宣传有大的关系。去年11月和12月期间，中国公共卫生官员公开表示，“我们很安全，目前普通民众没有接种疫苗的紧迫性。”黄严忠说，就在这个月，还有公共卫生官员发表同样的讲话。
黄严忠指出，中国一方面国产疫苗过度出口，另一方面疫苗的有效率也存在疑问。例如由科兴生产的疫苗迄今报告的最高有效率是91％，这是根据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试验；而在巴西的试验最新数据仅仅略高于50％。黄严忠说，从产量和质量来看，中国要实现群体免疫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有大量的人口没有受到感染。随着西方国家努力推广疫苗，在中国之前实现群体免疫，那么这种免疫差距会使得中国陷入困境。
黄严忠指出，如果西方国家的疫苗接种比较顺利的话，因为他们的疫苗有效率比较高，而且一部分人已经得过了新冠，实现了免疫，所以说他们有60%，70%的人可能在秋天达到群体免疫，这样就可以内部开放了，西方国家之间也可以开放国境了。但是，如果中国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话，它的抗疫模式会进一步受到质疑。
他说：“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那么，就必须维持现有的这一系列严格的围堵措施，包括基本上的关闭国境，限制人员进来……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对中国现有的抗疫的手段，抗疫模式，甚至中国的形象本身都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害。”
中国对新冠感染采取零容忍政策。复旦大学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无论花多大的成本”维持“清零政策”都是值得的。但是，零容忍政策有多大的可持续性？国家民众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说，在2020年2月底3月初的之后，中国疫情大幅度缓解，这个时候，政府为了维持很低的感染率，采取了这样一个“清零政策”，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但是，从目前的疫情来看，这样做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他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特别是我们考虑到现在这个疫情已经从单个的孤立的少数爆发，变成了在多个城市里多点爆发，甚至在社区爆发，包括农村爆发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要继续维持这样一个政策，它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更不要提我们说的社会代价。有多少人不能回去，特别是海外的华人不能回去，探望有些父母病危了，都没法回去。国内因为封城，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都成为一个问题。这里面实际上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就不要说了–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要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月28号，世卫组织调查人员结束了在武汉的14天隔离，开始调查新冠起源。黄严忠说，希望调查小组成员能和武汉的医务人员和患者接触，还原当时的情况，这将对调查新冠溯源起到帮助，希望把调查作为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黄严忠说，如果把这次调查看成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新冠溯源的一部分，这将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但是如果2个礼拜就结束调查，然后就不再继续下去，这种走过场的形式，就没有什么意义。
WHO和中国达成什么条件外界并不清楚，拜登表示不会全盘接受调查结果，会依靠自己的情报能力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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